鐵軌上的悲劇~從創傷反應到危機輔導(下)

　　一般人怕當事人越陷越深，通常會以理智的勸告來壓抑其情緒，比如「不要想那麼多啦！」或者講好話：「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。我們一定要樂觀」。很可惜，這種方式通常會阻斷其情緒療癒的自然過程，當事人可能會陷入「啞巴吃黃蓮──有苦難言」的困境，變得更孤絕、無助、憤懣。想想看，如果您不小心吃進滿嘴辣椒，難道不會急著吐出來：「好辣啊！怎麼這麼辣啊？」這時候，假如身邊的人都異口同聲說：「不會啦，有什麼好辣的，要往好的方面想，不辣不辣。」甚至說：「不要叫了，你要堅強！」請問您做何感受？所以「紓解」和「瞭解」聽起來簡單，卻常需要受過訓練，有充分的同理心，否則甚至有可能造成反效果。 　 　　「預測」和「預備」則是引導當事人改善現況，解決眼前的問題。輔導者可以用問句來引導當事人，做很短期的計畫，目的是救急──度過燃眉之急。當事人情緒有了適當的宣洩之後，可以問他：「接下來，你最關心的是什麼？」「未來一兩天，什麼是你最擔心的事？」當事人的心情可能亂糟糟，這些「預測」性的問題可以幫忙理出頭緒。「預備」性的問題則引導他往採取行動的方向走，使其可以逐漸掌控情況，脫離無力感。也許當事人擔心一看到鐵軌，就會浮現血淋淋的畫面，或者晚上輾轉反側，無法入睡。輔導者可以問他：「假如真的發生這種情況，你可以怎麼辦？」「可以在心裏向自己說什麼？或者事先可以做些什麼？」當事人也許可以因此計畫好，在接近火車站前，一路念「阿彌陀佛，希望你們早日到西方極樂世界。」也可以計畫好，先去看醫師拿安眠藥，晚上就不必事先焦慮失眠。 輔導者必須向當事人強調：他的身心痛苦是「非常狀況下的正常反應」，任何人遇到這種情況，反應也都大同小異，應該會在會在幾天到幾週內大大改善。當事人通常會因此安心許多。 　 　　除了這位生還者之外，其他直接相關人員，特別是火車司機，也需要危機輔導。對司機員來說，「我不殺伯仁，伯仁卻因我而死」，內咎一定非常深。尤其撞上鐵道工那一幕和事後目睹屍體的畫面，一定如影隨形地困擾他很多天。如果未經過「二解」和「二預」協助，恐怕會出現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繩」的效應，日後重返司機座會有心理障礙。 　 　　至於失職受處分的人，如副站長，內心想必五味雜陳，除了自責，還有千夫所指的羞愧，很容易疏離群體，說不定還會考慮引咎辭職，離開傷心地。危機輔導的重點除了前述的「二解」和「二預」外，還要追蹤留意其是否有借酒澆愁，引發憂鬱症，甚至監測和預防其引咎尋短的可能。 　 　　五個破碎家庭當然是另一個值得關心的焦點。人之常情，在喪親之後都會有一段傷慟哀悼的歷程，但重大意外，特別是人為疏失造成的意外，會造成心理學上所謂「創傷性的哀慟」。家屬除了頓失親情和家中生計的倚靠者，回憶裡還會飽受悲劇性的死亡意象（如認屍的畫面）所干擾，滿腔悲憤，只想找人負責，比起克服平常的喪親之慟要困難很多。如果可能，除了危機輔導，最好有一段持續幾個月的「悲傷治療」。這時所做的危機輔導，除了「二解」和「二預」外，前面還要加上「二安」（S & S）──「安身」（Safety）與「安心」（Security）。 　 　　所謂「安身」，是指相關單位對於家屬應儘速協助喪葬和撫卹，使罹難者早日入土為安，並且使其父母子女日後衣食住行等生存需求，得到基本安頓。「安心」則是輔導者在接觸家屬時，要抱著尊重包容的態度，能有同情的理解，不批判家屬情緒性的衝動言行。也要確實為家庭的隱私保密，這樣才能贏得家屬的信任，有機會進行後面的「二解」和「二預」。 　 　　至於和罹難者朝夕相處的同事，他們受到的心理衝擊也不應忽視。特別是目擊出事現場，甚至參與善後的員工，也應該有機會得到危機輔導，這時應該採用團體而非個別的方式來進行。重大意外後的團體輔導叫做debriefing，中文譯名頗為分歧，筆者暫譯為「減壓會（匯）報」。根據美國紅十字會的作法，最好在事發後幾天內儘快舉行，由受過特別訓練的專家主持。這不是行政單位的檢討或批鬥大會，而是藉由特定的程序，提供安全的氣氛，「讓同伴間表間表間表達並分擔感受，藉以了解彼此對創傷經驗的共同反應，並討論有利於適應的應對辦法。」可以說，這是一種心理學式的集體收驚。 　 　　最後，救難的消防，警察或救護人員，因為目睹而且接觸屍骸，也容易有若干創傷後的壓力反應。比如回家後夢見亡者，以後搶救其他災難時又會回憶起這次的血腥畫面，而感到身心不適甚至畏懼任務。也有人會變得神經過敏，容易失眠發脾氣，這些反應和罹難者的同事可能大同小異。或許警消救護人員因為過去有較多經驗而「心理免疫力」較強，但參考先進國家的制度，並且酌量此次現場的慘狀較為嚴重，仍應儘快提供「減壓會（匯）報」，鼓勵參加，使參與者能藉著人際的情緒支持，早日走出陰霾。 　 　　依台灣的民情，相關人等一定早就上廟燒香、收驚、改運，以及請法師到現場念經超渡，這些都是很合宜正常的措施。本文所提供的建議，只是站在心理建康的角度，想輔助傳統的民俗療法。希望有一天，台灣的職場也能提供這些創新的制度，讓悲劇的創傷性衝擊能在第一時間減弱，減少相關員工罹患心身疾病或精神官能症的可能性。 　 （本文刊登於「張老師月刊」2006年4月號【心靈急診】專欄）